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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史话

 来源:黄河新闻网 

大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驰名中外的煤炭之乡。她像一颗明珠镶嵌于神州北国的大地上,日日夜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着无尽的热能。如果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作一次览胜之游,一定会深深地爱上这座晋北名邑,为她感到光荣和骄傲。

一、大同湖与许家窑文化遗址

现在位于北纬39°54′~40°25′,东经112°53′~113°31′之间的大同市,地处晋北大同盆地之中,桑干河支流御河与十里河水交汇的三角地带。阴山余脉由东北走向西南,形成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地理风貌,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则是广袤无垠的平川,直达恒岳余脉和雁门各陉口。根据地质学家考证,大约200多万年前,这里曾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内陆湖,称之谓大同湖,周围环以草木丰茂的沼泽带。由于新陈代谢的作用,枯死的丰草乔木形成厚厚的积层,逐渐被冲击而来的泥沙所覆盖,炭化为煤层。这就是今日大同煤的来源。

大约数十万年前,昔日浩浩荡荡的湖水悄然退去,湖底跃然隆起,地壳上升火山爆发,久而久之,形成了现在大同盆地的地理风貌。近年来在大同陆续发现的各种鱼类化石,境内高山之巅的鹅卵石,以及深埋地下、编号多达20余个的煤层,都是地质变迁、沧海桑田的见证。早在距今10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在大同这块地方,以惊人的毅力创造着这古老灿烂的大同文化。迄今在大同地区发掘出的主要文化遗址有许家窑文化遗址、青磁窑遗址等。

闻名遐迩的许家窑文化遗址位于大同城东的阳高县古城乡许家窑村东南1公里的梨益沟右岸的断崖上,距今约有10万年。是继丁村文化之后山西地区又一处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经过三次发掘,在这里获得了大量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旧石器制品和石球,计人类骨骼化石20件、石制品2万余年(包括石核、石片和各种不同类型的细小石器工具)、石球1073件。据考古学家研究,许家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与北京猿人有着亲缘传承关系,应属于北京猿人的后裔。他们生活于“晚更新世”时期的丁村人之后,在气候期上属于间冰期向冰期的过渡期。当时的大同盆地还存着大面积的湖水,这些湖水便是远古大同湖的遗迹,许家窑人便生活于这湖滨环境之中。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同湖养育了许家窑人,也养育了许家窑文化。直至明代,大同城东郊还积存着大量湖水,名曰文莺湖,又称之谓小东海,是当时大同的一景,也是当时文人骚客们的览胜抒怀之处,如明人黄文杰的《文莺湖》:

   “谁言西北少平湖,偏有文莺入画图。十里风光开胜景,一泓烟景是名区。鸥波绿浸沽鱼〓,柳岸青遮卖酒炉。何日浮家兼泛宅?扁舟明月好踟蹰。

现今的文瀛湖水库就是当年的文莺湖残存部分,仍然是今日大同的一个风景区。

青磁窑遗址在今大同城西7公里处的青磁窑村,共发掘出打制的石器1000多件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属于旧石器时期。

而在距今1万年前后,这里的远古居民已学会磨制精致的石器,烧制陶器等,这些遗物是在大同市南郊区高山村、云冈南梁以及大同境内的长城沿线等地发现的。

二、李牧击匈奴与赵、秦筑长城

春秋时期的大同,草木苍郁,水碧山青,那时这里被一个以狩猎为主而且精于骑射的娄烦部落所占据。公元前3世纪,正值战国七雄争霸,三晋之一的赵国强大起来。赵武灵王这位英雄的君主,奋发图强,积极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倡导“胡服骑射”,增强了赵的国力。从公元前295年起,发兵攻灭中山(古国名,在今河北灵寿至唐县一带),击破林胡(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附近)和娄烦,大同于是被并入赵国的版图。其东北部属代郡,西南部属雁门郡,成为赵国北部防线上的一个前哨阵地。这时,很早就生活于中国北部的匈奴族强大起来,不时侵扰赵国边境,严重地威胁着赵国的安全。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赵国采取了两项得力措施:一是派出良将,镇守边防;二是修筑长城,增强防御能力。

 赵国戍守北部边防的良将,最出名的当数李牧了。他经常驻扎在代郡和雁门郡,负责前线防务,抵御匈奴入侵。匈奴,总称之为北狄,亦曰东胡。它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成为燕赵之边患。当时作为防备匈奴的赵国北边军事长官李牧,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采取了“骄兵之计”,外示惧怯,内实积极备战。他委任地方军政官员,把税、租都收缴入幕府,以增加军费;每天杀好几头牛供战士食用,以增强战士的体质;严格训练部队的骑射技术,以提高战士的作战技能;并且加强烽火警报,派出众多间谍,以加强情报侦察工作,但却下令全军:匈奴如侵掠边境,只准固守,不得出战,如有逞勇抗令者——“斩”,以此来骄纵和麻痹敌人。这样,一连几年。李牧为此曾遭到赵王的训斥,乃至罢免;也受到同僚们的嘲弄和白眼,甚至于他手下的部属和战士们也认为他是一个胆小无能之辈。但李牧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定不移地贯彻他的既定的正确战略方针。决战的时机终于逐渐成熟了,于是李牧精选战车1300辆、骑兵13000余、勇士5万多、射手10万众,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强化训练和战前准备。决战前,李牧还让边民都外出野地放牧牲畜,匈奴小股侵扰,赵军佯败不胜,并故意丢下数千人给匈奴。匈奴单于得悉这些情报后,便率众大举攻入赵国边境。李牧遂多纵骑兵左右包抄袭击敌人,一举歼灭匈奴10余万骑兵,并乘胜灭掉雦褴(古部族名,时居代北),击破东胡,降服林胡,匈奴单于远逃漠北。此后十余年,匈奴就再也不敢接近赵国的边界了。这一脍炙人口的历史战事就发生在塞北大地上。公元前233年,李牧大破秦军,受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大举伐赵,以李牧为大患,遂施行反间计,李牧被诬杀。公元前228年,赵国被强秦灭掉。北宋司马光曾作《李牧》诗一首,以凭吊这位良将,痛斥奸佞郭开,指责亡国之君赵王迁。诗曰:“椎牛飨壮士,拔距养奇才。塞马方惊避,秦金已暗来。旌旗移幕府,荆棘蔓丛台。部曲依稀在,犹能话郭开”。  赵国在大同境内修建长城,最早始于公元前333年。其时赵肃侯因围攻魏国的黄地久攻不下后,为了巩固国防,于是自云中以北到代郡,修筑了一条长城。这条长城是大同地区见之于史籍的最早的一条长城,其遗迹在今广灵、灵丘县境内尚能辨识。到了其子赵武灵王时,武灵王为了防备匈奴的侵扰,于是又修筑了一条从代郡、傍阴山直至连山高阙的长城。武灵王死后,一说葬于灵丘(一说葬于邯郸),由于这个缘故,公元前169年,汉在这里筑城设县,取名曰:灵丘。至今武灵王墓犹存,位于今灵丘县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秦王朝废分封,立郡县,在全国设置36郡,大同隶属雁门郡。为了进一步防备匈奴的袭扰,秦始皇遣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后,又征集民夫在原赵、燕、秦所修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秦长城至今在大同市境北仍如一位沧桑老人顽强伫立,清晰可寻。蒙恬还在长城沿线修筑了一条连结九原、云中、雁门、代郡、衡阳等重镇而至碣石的驰道,以便于调动军队和运输粮秣。并在今大同西面的十里河谷修筑了武周塞,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蒙恬“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据推断,大同城建史当始于赵武灵王时。在这条边防线上,大同地区是守备重点之一。因为筑长城和修驰道,从其他地方征集来的民夫和当时大同地区的群众备尝辛苦,死者枕籍。他们把这次极其繁重的苦役的惨痛记忆口耳相传下来。今大同城北的白道泉就是当时修筑长城军民的一个汲水之处,于是被称为饮马长城窟,后世出现了乐府曲调《饮马长城窟》,歌词的内容大都是控诉秦修长城时对群众的残酷迫害。例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所作的《饮马长城窟》,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从太原征来的军卒在大同城北白道泉修筑长城的悲惨遭遇: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身在患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

这首诗写太原军卒在大同白道泉附近修筑长城,天寒地冻,生活悲惨,向监管筑城的官员要求返乡,得到的是一派斥责。后来他写信与家中的妻子劝其改嫁,叮嘱其生了男孩千万不要养活,原因是男孩子长大后还会被征来修长城,而长城下死人的骸骨堆积支撑,全是男人。

元人陈孚在《秦长城》一诗中也写道:“驱车出长城,饮马长城窟。朔云黄浩浩,万里见秋鹘。白骨渺何处?北风卷寒沙。蒙恬剑下血,化作川上花……长城土未干,秦宫已焦土。千载不可问,似闻鬼夜哭。”

这两首诗字字血泪,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三、白登之战与琵琶老店

大同城东7里许的马铺山,就是西汉时期的白登山。而今的白登山青松滴翠、峰峦吐碧,文瀛湖如一面硕大的宝镜镶嵌于山下。谁曾想到,在这样一个山青水碧的美丽地方却是2000多年前一个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古战场。在今马铺山的山头上,竖立着一通“汉阙”式碑亭,上书:“汉白登之战遗址”,这里就是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兵马围困突围之处,史称“白登之战。”

西汉时期,大同仅仅是汉朝的一个小边城,叫作平城县。汉初,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兵夺取了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到刚刚立国不久的西汉王朝的统治。白登之战就是汉王朝与匈奴的一次激烈的军事较量。

西汉初年,韩王信因在楚汉相争中拒楚有功,被汉高祖刘邦封为韩王,先立国于颖川,后迁至晋阳,再迁于马邑(在今朔县境)。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秋,匈奴单于冒顿发兵进攻韩王信,韩王信曾屡次派使者向匈奴求和,后来汉朝发兵救援,匈奴遂解围而去。汉高祖刘邦因发现韩王信屡次向匈奴求和,怀疑他有二心,于是写信责备他。韩王信害怕汉朝杀他,便无耻地投降了匈奴,与匈奴约定合力攻汉。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刘邦亲统大军32万北击匈奴,先在铜閛(今山西沁县)大败叛臣韩王信的军队,直追至晋阳。韩王信落荒逃往匈奴,收拾余部,与匈奴冒顿单于共谋攻汉对策。于是匈奴派左、右贤王率兵万余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等人屯驻广武(在今山西代县)至晋阳一线,冒顿驻于代谷(在今山西代县)亲自指挥。汉军再次击败匈奴,追至楼烦地区(今山西神池、五寨)。刘邦听说冒顿驻扎在代谷,于是先后派出10多名人员前往打探,狡猾的匈奴单于冒顿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将精兵良马隐蔽起来,以老弱残兵予以引诱。打探的人员都汇报说匈奴可击,只有最后派出的娄敬说:“两国交兵,都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这次我去侦探,看到的都是老弱残兵,因此必然会有埋伏,不可轻易进兵。”刘邦听后斥责他“胡说八道,沮丧士气”,遂将娄敬捆起来囚于广武。求胜心切的刘邦不顾娄敬的劝告,竟然浩浩荡荡发兵北上。时值天气十分寒冷,风雪交加,士卒被冻掉指头的就有十分之二、三。当刘邦率领骑兵抵达平城时,冒顿单于突以精骑40万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场惨烈的战斗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汉军才占据了平城西面的白登山。在匈奴合围时,刘邦也险些被俘。冒顿遂将白登山围困起来,只见西面一色白马,北面一色乌骊马,东面一色青龙马,南面一色赤黄马,阵势威严,铁桶般似的。汉高祖刘邦被围7昼夜,仍无法突破重围。这时,谋士陈平向刘邦进献了一条妙计,于是刘邦派人送给单于的妻子(阏氏)一封信和一幅美女图像,并贿以重金,信中说:如果匈奴军队再围困下去,汉朝将送美女给冒顿单于,到那时阏氏的地位恐怕也就保不住了。阏氏出于自身利益遂向单于进言说:现在我们即便占据了汉朝的土地,也不能久居下去(因为匈奴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而且两国的君主最好不要彼此胁迫对方。冒顿单于原与韩王信的部属王黄、赵利等约定在此共击汉军,但久久未见他们到来,心中正在生疑,这时又听了阏氏的竭力劝说,并且闻听汉朝的援军即将到达,遂将围军撤开一面,汉军得以进入平城城内。随后,汉朝援军陆续云集平城,匈奴乃撤军而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战。刘邦回师后,处死了前后派出的侦探,而重赏了陈平和娄敬,封娄敬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白登之战”影响重大。它使汉高祖刘邦从骄傲自大中清醒过来,一面命周勃、樊哙率军20万驻守代地,以备匈奴。一面采纳了娄敬的建议,以公主出嫁单于。从此,汉朝以“和亲”羁糜政策代替了武力征讨政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白登之战”也使白登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城小山成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们探幽抒怀的处所和题材。清人魏象枢的《晚行过白登》就是其中的一首。诗曰:“泛泛征军暮,摇摇北雁过。沙吹边草急,楼锁戍云多。好梦归杨柳,乡心隐薛萝。千年遗汉迹,一夜转悲歌。”刘邦对匈奴实行的“和亲政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其中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汉匈民族和睦史上灿烂的一页。王昭君,字嫱,南郡秭归人,汉元帝时入宫。竟宁三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与汉朝通好,求娶汉朝公主为阏氏,汉元帝答应从后宫良家女中选择,昭君自愿报名。传说王昭君出塞远嫁,路经大同曾在东胜店(今大同市大西街46号院)住过几天。她每日都怀抱琵琶弹奏抒怀,解忧自慰。死后,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匈汉两族人民感念她对两族人民团结和睦所做的贡献,为她修筑了高大的坟墓,广植花草树木,终年郁郁葱葱,所以又称其墓为“青冢”。大同的东胜店也因此而改名为琵琶老店。现在市博物馆保存着“琵琶老店”牌号一块,相传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所书。唐懿宗显通年间,节度使段文楚将这块牌号挂于该店门上。这些传闻和史料无论真伪,都生动地反映了白登之战和昭君出塞的深远影响。汉武帝时,汉朝的国力已经强盛,兵强马壮。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改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而为武力征讨政策。他派大将卫青和霍去病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决定性的大战役,将匈奴主力彻底击垮。这时的大同一直是汉王朝屯兵和集结的地点之一。到了东汉中期,大同地区进一步成了南匈奴的居住地之一,南匈奴人与大同汉人杂居,共同开辟和发展着大同地区。汉献帝建安末年,平城县被废。三国曹魏时重新设置,归属于冀州新兴郡。

四、中国北方第一城

历史上对大同的形成做出最大贡献的朝代当首推北魏。北魏为鲜卑族拓跋氏所建。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前二三千年,他们就生活在我国现在的黑龙江嫩江西北和大兴安岭北部一带,开始以狩猎采集为主。随着畜牧业的出现,他们需要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于是他们的首领拓跋推寅率领部落南迁至今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西部。第二次南迁是在酋长拓跋邻、拓跋诘汾父子领导下进行的,经过高山深谷、“九难八阻”,迁至今天的阴山河套、晋北地区。公元313年,拓跋猗卢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北都,以平城为南都,为建都平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公元386年,拓跋皀建立北魏,并于398年自盛乐迁都于平城。从此,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共历六帝七世,凡97年,一直是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应该说,北魏是大同古代历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它使大同空前繁荣起来,也使大同成为它的重要发祥地。

北魏前期的都城是在汉代平城的基础上扩建、新建而起的。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大同自北魏建都至今,城市方位基本没有多大变化,南北中轴基本沿用没变,大概是与背山临水的地理条件有关吧!根据史籍记载,北魏初都城的建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道武帝拓跋皀天兴元年(398年)七月到天赐六年(410年)十月道武帝逝世,共13年,是帝京平城建设的初创时期。这一阶段初步营建了宫室、宗庙和社稷,以及政务办公场所,确立了京城的初步轮廓。最值得注意的是营建了十二门,这是最早规划的京师城门,东西南北每面三门。

第二阶段,从明元帝拓跋嗣永兴元年(410年)至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共40年,为帝京平城建设的奠定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修筑了外城的城墙,周长32里。

第三阶段,从文成帝拓跋*#兴安元年(452年)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493年),共42年,是平城建设的扩建、改建、增建阶段,也是鼎盛期。经过90多年的苦心经营,北魏京都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第一名城。市井繁荣,人烟稠密,气势恢宏。综合众多史料和最新的考古成果,大体是这样的:北魏京师平城由三个部分组成:宫城、内城、外城(汉平城已被包于宫城之中)。宫城位于今大同市火车站一带,城内建有大批殿宇,如浑水穿行其中,是当时平城最宏大和壮观的建筑群,其建筑的精美程度和风貌,我们只要从云冈石雕中高耸的重楼,华丽的殿堂,以及多边形的塔柱上,就完全可以想见其一斑了。廓城即外城,跨越如浑水东西两条支流,周长为32里,其东垣建于如浑水东支流的东水畔无忧坡上,南垣建于今大同市迎宾路之稍南一线,西垣建于今新开路之稍东一线,北垣则位于明之北关城墙一线。内城以今存之明建鼓楼为中心点,被包于廓城之中。北魏平城的内城与外廓墙皆为土墙,系夯筑而成。每面城墙开有若干个城门,城门之上建有巍峨壮观的城楼。据《南齐书·魏虏传》推断,这时在平城城墙的四角都建起了角楼。高大雄伟的城楼、角楼与皇宫中金碧辉煌、高耸挺拔的殿台楼阁遥相辉映,使塞上都城显得分外宏丽。城内街道四通八达,有被划分为“坊”的一片片居民住宅区,大的“坊”可容纳四五百家,小的容六十家;有熙熙攘攘的一处处手工业和商业的“里”、“市”。另外,更有曲曲折折流经西城内的碧波流水,以及沿着两岸营建的高耸楼堂和绮丽多姿的人工园林,将平城点缀的十分秀美迷人。唐代吕令问在《云中古城赋》中说:“池桑干之水,苑秦城之墙,百堵齐矗,九衢相望”,决非夸饰之词。根据“左面建立祖庙,右面营建社稷坛”的旧制,北魏王朝把太庙建在皇宫南面的左部,而其右部则建祭祀社稷的方坛,名曰“社稷坛”。在廓城内的东部建有北魏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城内的东南隅,建有全城的最高建筑物——永宁寺塔。这是一座高百余米的七级浮图。风吹铎铃声闻十里,时为“天下第一”。而建于今大同高专、柳航里处的北魏明堂则是又一稀世之作,是仅次于新莽时期中国古代最宏大的辟雍明堂,直径达290米左右,并且还具有天文演象厅的功能。

北魏王公贵族、达官显宦的府邸多建于皇宫南面附近,他们不仅拥有豪华的住宅和大量的财富,而且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私有奴隶,即所谓“生口”。以拓跋氏为代表的皇室、贵族、官宦等,是这座城市乃至全国的统治层。这里还需谈一下北魏皇室的苑囿。作为皇家主要游猎场所的鹿苑,包括东苑、西苑、北苑,是一座规模宏大、建筑豪华的园林。它西起雷公山、东包采掠山、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苑内殿宇林立,亭榭参差,松柏参天,迷禽暗日,幽境曲桥,峰回路转,灵山秀水,美不胜收。苑中的采掠山为游猎区,上建“虎圈”并散有许多珍禽异兽;白登山为祭祀区,上有太祖道武庙以及昭成、献明诸庙;方山为佛寺活动和游览区,上有方山石窟、方山宫、永固陵、万年堂、思远佛寺和鉴玄殿等。御河、万泉河、开山口河穿苑而过,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许多大小湖池,其中以方山下的灵泉池最著名。灵泉池旁建有灵泉宫,是一处规模很大的皇家行宫,朝廷中许多重要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在鹿苑的西山还开凿了一处石窟,称鹿野苑石窟,与其附近的崇光宫(后称宁光宫)组成一组建筑,是献文帝禅位后的居住和坐禅之地。在距城16公里处的武周山石窟寺(即云冈石窟)是皇家的佛事活动中心;而城东的大道坛庙则是皇室的道事活动中心。据考证,北魏的大道坛庙后迁于浑源,为今人留下了一处悬空寺胜景。

 当时平城的人口很多,在城市和京畿地区,即东至代郡(今河北省蔚县暖泉镇西)、西及善无(今右玉县南)、南极阴馆(今朔县东南)、北尽参合(今阳高县东北),共居住着鲜卑、汉、匈奴、羯、氐、羌、宾、高车、柔然、高丽等十几个民族的人民100余万。这众多的人口,多是北魏统治者为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防止所征服的各国的复辟,而将他们先后从全国各地大批迁徙而来的。其中,仅据《魏书·本纪》记载,在建都平城的前后百年间,迁徙即达20次,此中有数可考的达15次,计22.5万余家。一家如以五口计,总数即为135.1万余口。大量移民,不仅使北魏京城的人口急骤增加,而且也荟萃了各种各样的人才,促进了京城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北方各民族的迅速融合,同时也促进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封建化进程,并为建设一座宏丽壮观的京城提供了人力、智力和技术条件,如蒋少游、李冲、王遇、莫题等都对京城的规划、营建起了重要作用,而晁崇与都将斛兰造出的铁浑仪,在中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起到了承前起后的作用。此时的大同,不仅人烟稠密,市井繁华,而且经济也相当发达。根据一些史料记载,随着京城的建立与扩大,农业和手工业都迅速发展起来,铁作、木作、纺织、染练、酿酒等作坊和行业遍布京城。铸铜、制铜、首饰等手工艺品也很繁盛。特别是铜器工艺,除了一般的铸、制外,进而还能冷打、热打、烘打;不但能制造寻常铜器,而且能制造工艺水准相当高的响铜和铜乐。其中铜驼铃便是遐迩闻名的产品,不仅形制精巧,而且音色悦耳宽远,传及数里。因而畅销于北漠及西凉、西域各地。银矿开采和冶炼也有了发展,京畿区内的白登便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银地之一,而且设置了银官进行管理。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大同的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很快成了一座繁华竞逐的贸易城。来自西域和中亚细亚一带的龟兹、乌孙、鄯善、悦般、破洛那和来自东北地区的契丹、高丽、百济等国的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繁华景象。当时在北魏京都平城集中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如上文提及的冯太后、孝文帝等,以及拓跋皀、拓跋焘、寇谦之、崔浩、李冲、李安世、昙曜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以南征为名,迁都洛阳。由于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大同的繁荣也便开始走下坡路。接着,又是烽火连年,到六世纪初,这座盛极一时的北魏初都,被杜洛周所率的流民所洗劫,便成为一片丘墟。关于北魏初都的遗迹,现在大同境内还留存有很多,仅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即有二处,即平城遗址和云冈石窟。

五、孝文改革和太武灭佛

在北魏王朝的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史称“太和改制”。这场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不少方面,从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算起,直到太和十八年(495年)迁都洛阳后,改革仍在进行中。我们这里只谈他迁都前在大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孝文改革是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孝文帝继位时,年仅5岁,因此由冯太后临朝听政。冯太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是一位聪明过人、很有抱负、严毅果断的女政治家。由于她是汉族人,其祖父是北燕国君,故比较精通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历史经验,又长期生活在拓跋皇宫中,熟知拓跋鲜卑政权的弊端,因而她能比较自觉地推行封建化措施,实行一系列改革。孝文帝由于深受冯太后的影响,也积极赞助。冯太后死后,孝文帝继承她的遗志,把这场改革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并最终完成,所以这场改革以孝文帝命名。

 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大致有如下几项内容:

 1实施班禄制拓跋鲜卑本来是一个好战并以掳掠为主的军事集团,从拔跋皀开始,就实行“班赏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分配办法,即把战争中虏获来的财富和人口按功劳的大小和品爵的高低进行分配。如长孙肥屡立战功,受赏得生口(奴隶)数百口,牲畜上千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中国北方后,随着战争的日益减少,已掠夺不来多少财物以供对百官将士的赏赐,因此百官只好以租调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贪污。史称“魏国的官员不给俸禄,很少有保持廉洁清白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种贪污的愈演愈烈,致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太和八年,冯太后和孝文帝下诏实行班禄制,即每户增调帛三匹(当是原调二匹外新增一匹)、谷二斛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产麻布的各地即用麻布充税,不再换丝帛后交纳。班禄制的实施,不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百官的俸禄问题,而且增加了北魏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吏们的贪污行为。

2实行均田制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冯太后和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下诏实行均田制。按照均田制的规定,男夫15岁能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40亩,妇女20亩。男夫受桑田20亩。露田不得买卖,身死归还官府。桑田是永业田,可传给子孙,也可买卖其中的一部分。奴婢比照良丁受同数的良田,奴婢又有同数的桑田;奴婢人数不限,有多少奴婢,按规定受多少田。牛一头,受田30亩,每户养牛不得超过4头。桑田中要种桑50株、枣5株、榆3株。不宜种桑田的地,男丁给麻田10亩,妇女5亩,但麻田不得为永业。

 均田制的推行是北魏经济发展,首先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其意义是相当重大而深远的。不仅对推进北魏社会经济关系的封建化,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这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历经魏、周、齐、隋、唐五个朝代。均田制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计口授田”的发展和制度化,而“计口授田”首先是在迁徙至京师平城等地的“新民”中推行的。

3建立三长制 太和十年,冯太后和孝文帝接受给事中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实际上是汉族封建政权早已实行过的什伍制。三长即五家为邻,置邻长一人;五邻为里,置里长一人;五里为党,置党长一人。三长本身免官役;又邻长家有一人,里长家有二人,党长家有三人也得免官役。这三项改革总的来看,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北魏的经济基础,理顺了北魏封建制度几个重大方面的关系。在孝文改革中,冯太后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应该说冯太后是上述三项改革的主要领导者。

 公元490年,这位女政治家离开了人世,葬于方山永固陵。方山永固陵是从太和五年(481年)起开始兴建的,费时8年,于太和十四年(490年)落成。永固陵建于方山南部山顶上,坟丘高大,上圆下方,南北长为117米,东西宽为124米,高22.87米。墓室坐北向南,位于封土堆的中心。从发掘中发现,永固陵曾多次被盗,但仍出土有铜制品等许多文物,特别是门拱上的高浮雕手捧莲蕾童子像和四件虎头门墩,都显示出了精湛的石雕艺术,为研究北魏中期世俗建筑石雕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在永固陵之北近一公里处是孝文帝的虚宫万年堂,其形制与永固陵基本相同。方山永固陵自古就是大同的一景,黄象贤在《魏陵烟雨中》吟道:“龙蟠虎踞旧山川,画色空蒙罨墓田。今日一犁荒草地,当年半壁魏家天。零花满涧浓含雨,古木参云淡拂烟。世代茫茫谁作主?朝霏夕霭自生怜”。至今,永固陵仍保存完好,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仍为大同的一处旅游胜景。

太武灭佛是北魏建都平城期间发生的一场重大的宗教斗争。

由于北魏初期的几代皇帝大都崇尚佛教;又于公元439年将俘掠的凉州(甘肃黄河以西地区)僧徒3000余人,宗族吏民30000户迁徙于平城,这就为佛教在大同地区的空前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从而造成了沙门佛事的东移(因凉州靠近西域,一直为中国西北部的佛教中心)。

但到太武帝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太武帝身边有两个十分宠信之人,即崔浩和寇谦之。崔浩是崔宏的儿子,袭父爵为白马公,出身北方第一名门,所谓清河崔氏,是太武帝最信任的谋士。太武帝本人就是当年明元帝在位时采纳崔浩的建议而立为太子的。崔浩素不信佛却崇奉天师道,对太武帝影响很深。后来崇山道士寇谦之到平城传道,拜见崔浩,两人一见如故,深相结纳。寇谦之自称亲见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封他为天师,并说太上老君传给他《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助北方太平真君。崔浩向太武帝引荐寇谦之,寇谦之大为太武帝所崇信。于是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到道场受符,表示受天命,并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还听从寇谦之的建议,造静轮宫,想要上与天神相接,“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太武帝如此敬重道教,意在表明自己信奉的是汉族人本族的神仙,为统治汉族和南征刘宋制造舆论。

在崔、寇的影响下,太武帝先于太延四年(438年)下诏,50岁以下的和尚一律还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太武帝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自王公以下直至普通百姓,限于本年二月十五日前将私养的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送交当地官府,过期不出者,师巫、沙门处死,私养者门诛。次年,太武帝西巡关中,从官们在长安某寺院的和尚便室中发现有私藏的弓、矢、矛、盾等武器。于是太武帝下令搜查,又发现有酿酒的器具、州郡官员和富人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以及和尚与富贵人家妇女私行淫乱的窟室等,这就更加激怒了太武帝,遂下令杀死长安所有的和尚,焚烧毁坏佛像,并下令给朝廷官员,要他们下命令按长安灭佛的办法行事,即《灭佛法诏》。446年3月,《灭佛法诏》下达到全国各地,诸州郡及京师共杀了多少和尚,史无明文,但估计少则数千,多则数万。这一事件就是被佛家称为“三武(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帝)之厄”的太武灭佛。太武灭佛事件固然与佛道之争有关,但主要的是由于佛教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而且还占有大量土地、奴隶、佛图户、僧祗户等,严重地影响了北魏的经济收入。并且佛寺还暗藏兵器,随时可以武装叛乱;以及收寄赃贿,败坏风化等等,危及到了北魏王朝的统治而所致。在这一事件中,儒家站到了道教的一边,无疑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拓跋焘死后,其孙拓跋浚立,是为高宗文成帝。他于兴安元年(452年)即下《修复佛法诏》,这就又给了北魏佛教发展一个大有利时机,很快地使平城成了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在此期间,北魏王朝一边耗费巨资开凿云冈石窟,方山、鹿野苑、吴官屯等石窟;一边在城内广建寺院、广收僧徒,如文成帝于兴光元年(454年),在五级大寺为太祖道武帝以下五个皇帝铸释迦立像五尊,共用去赤金25000斤,各高一丈六。到孝文帝太和初年,北魏在全国建有佛寺即达6478座,而仅京师平城内就有寺院近百所,僧尼2000余人。这种势头,一直带到迁都后的洛阳,直至北魏灭亡。

六、隋唐五代军事重镇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五代,影响大同历史的主要是四个少数民族:突厥、沙陀、吐谷浑、契丹。当时大同成为胡汉各族军事力量猛烈角逐的场所,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绵延了三个多世纪,这是大同历史的独特处之一。

北魏迁都洛阳后,平城由司州、代尹治,复名为平城县兼恒州治。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大同始称恒安镇以求平安,仍为恒州治。唐太宗贞观中改名为定襄县,兼为云州治。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称为云中县和云州,终五代时未改。

北朝末和隋唐时期,中国北部继柔然之后,兴起了另一个强大的部落,这就是突厥。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咸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北齐、北周两国连年交兵,双方都竭力讨好突厥。公元563年周武帝谋与突厥联合攻齐。突厥派兵20万来毁长城,并入犯恒州(今大同),大同地区首遭突厥蹂躏。接着突厥自恒州兵分三路,会合周兵攻晋阳,齐兵击败周兵,突厥惊恐,引兵出塞,自晋阳至恒州(今太原至大同)700余里,被突厥沿途掳掠,人畜不留,大同地区再度遭到突厥铁骑的践踏。此后突厥屡犯边境,大同屡受其害。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采取长孙晟的谋略,分化突厥四部可汗,使其相互攻斗,突厥的力量大为削弱。

隋末天下大乱,东突厥又强盛起来,成为唐朝的大敌。甚至攻入内地城邑,掳掠人口和财物,连长安也受到严重威胁,大同地区又蒙其害。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积极厉兵秣马,训练精锐士卒,准备进击突厥。公元629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责、柴绍等为行军总管,率兵10余万大举出击突厥,李靖为总指挥担任正面进攻的任务。次年正月,李靖率轻骑自马邑进屯大同南面的恶阳岭,其夜出其不意袭击突厥盘踞的定襄城,大获全胜,又乘胜追击至阴山,消灭东突厥军20余万,颉利可汗亦被俘。至此,才彻底消除了突厥的威胁。大同成为唐朝北部的一处军镇。唐中叶以后,为加强对北部地区的控制,在大同地区设置了大同军节度使,所以这时大同也称为大同军城。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统一趋向分裂割据,由强盛趋向衰落,大同地区成为藩镇你争我夺的地盘。唐末,唐政权在藩镇割据下已名存实亡。这时,因帮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而有功的突厥族沙陀部和吐谷浑赫连铎部得以乘机扩张势力而强盛起来,并为争夺大同而连年混战。

沙陀和吐谷浑都是强悍的游牧民族,勇敢善战。首先在大同崛起的是沙陀。公元869年,唐懿宗任用在平定徐州庞勋叛乱中有功的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其子李克用亦被封为“云中牙将”。李国昌恃功骄横,随意杀害地方行政官员,引起朝野不满,被迫称病辞去军务。公元876年,大同地区发生大饥荒,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因而削减军食,引起守边士兵的怨恨。李克用乘机发难,占据大同,大同第一次落入沙陀族首领李克用父子手中。李随即麾军南下进击宁武,攻陷岢岚,公开反叛唐朝廷。唐朝廷迫不得已,遂委任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公元878年,李国昌进击党项族,居于丰州的吐谷浑首领赫连铎乘虚袭击李氏父子的老巢,夺取了振武和云州,大同地区便落入吐谷浑部手中。次年,大同复为李克用所取。公元880年,沙陀部越过雁门关,进逼忻州、太原,唐王朝命代北行营招讨使李琢、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首领赫连铎等共同讨伐李克用于云州。李克用大败,逃往蒙古族鞑靼部(当时在阴山一带游牧)。唐朝廷仍以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史,赫连铎重新夺得云州,共占据十三年。于是,吐谷浑族在大同的势力大为扩张,赫连铎也挤进了唐末割据势力的行列。

公元883年,唐王朝以李克用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而封李克用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不久又任河东节度使。自此,李克用雄踞河东,威逼唐王朝,势力超过了一般的藩镇诸侯。公元891年,李克用又发兵攻云州,赫连铎败逃,大同地区第三次落入李克用之手。

可见,大同地区实为沙陀部和吐谷浑赫连铎部的发迹之地。

唐末、五代之际,“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的契丹部落,更加强盛起来。契丹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北魏时生活在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公元10世纪初,出身于契丹迭剌部耶律氏贵族家庭的阿保机,被推为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耶律阿保机仿效汉族政权,称皇帝,建年号,设官职,正式成立了契丹政权。契丹政权看到中原地区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多次派兵骚扰中原地区,几次进攻幽州和云州。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了通好契丹国,于公元911年10月与耶律阿机相会于云州,双方换袍、易马,约为兄弟。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叛后唐后,为了向契丹求援,提出了一个可耻的条件:只要契丹扶助他当皇帝,他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得胜后献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岁贡帛30万匹,黄金30万两。耶律德光大喜,于是亲率5万骑,号称30万,自雁门关攻到太原;又带石敬瑭从晋阳攻入洛阳,唐废帝李从珂自焚。这年11月,耶律德光与石敬瑭正式约为父子,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这就是后晋,石敬瑭便当上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公元937年,石敬瑭履行割地之约,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2月,耶律德光从上党(今长治)经由太原、雁门北归,路过云州。大同节度使判官吴峦拒绝投降契丹,他召集将士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是礼仪之邦的子民,怎么能够向夷狄称臣?”众将士一致推举吴峦代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这一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派大将崔建勋围攻云州半年之久,未能攻下。后来石敬瑭召吴峦到朝廷,委任吴峦为宁武军节度副使,云州才落入辽国手中。从此大同人民又陷入辽的统治下。辽、金、元统治者后来陆续取得南攻的胜利,先据有燕云十六州是有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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